作为一名富有使命感的职业作曲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与祖国、与民族联系在一起。青年作曲家崔炳元的琵琶协奏曲《弦颂》就是一部以颂扬祖国山河、展现民族精神为内涵的佳作。这部大型民族器乐作品，一经在“西安国际音乐节”上首演，便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听众的极大兴趣；继而在“陕西省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优秀剧（节）目展演”中荣获作曲一等奖，在西安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院庆音乐会等演出中均获得好评。
半个世纪以来，何以创作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器乐作品，尤其是大型的、交响性的、内涵丰富、立意深远的乐曲，始终是音乐界有识之士们为之苦苦探索的一大课题，崔炳元也不例外。从今天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弦颂》来看，作曲家无疑是在既保持民族风格、又摆脱其传统模式的束缚；既吸纳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又不为之所拘泥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就表述方法而言，《弦颂》摒弃了民族器乐“讲故事”的传统习惯，而是采取大写意的手法呈示并展开主题；就曲式结构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民族器乐的对称性特点，运用非方整性结构和强化音乐内部的矛盾冲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内在张力。于是，一部格调高雅、富有新意的大型民族器乐作品便呈现在人们面前。
琵琶协奏曲《弦颂》共由三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以西安鼓乐“垂杨柳”揉入敦煌音调为素材，采用传统民族器乐“陈述”型方法构成主题并加以呈示。在这里，它没有承袭西洋多乐章作品以快板开始的传统结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施用了“淡入”的方式，由乐队一个不太长的、近乎平和的前奏很自然地引出琵琶优美的主题音调。当优雅美妙的琵琶主题以小快板的速度“唱”出时，听众便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收到了先声夺人的理想效果。看得出，崔炳元在《弦颂》第一乐章的主题建构上是动了番脑筋的。值得指出的是，第一乐章中用以推进乐思的“陈述”型旋律又极具琵琶的特点。换言之，这一性质的曲调是个性化的，非琵琶莫属的，称得上是典型的“琵琶语汇”。这就使得该协奏曲一经问世便被人们确认为一部琵琶作品，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骤然而至的爆发性音调开始了作品的第二乐章。在这里作曲家采用动机式写法，以分裂动机来展开乐曲。主题素材选自陕西地方音乐中最典型的“四度音组”，富有沧桑感的特性音调显然是作曲家用于该乐章的最佳选择。应特别指出的是，作曲家按民族吹打乐的乐队编制来完成第二乐章，这样就使戏剧冲突、内在张力、音响反差都得到大大的强化，打击乐器与吹管乐器的冲击力很好地体现了作曲家想要的、区别于一、三乐章的音响质感。该乐章结构上带有奏鸣曲式的特点，一开始，快速度强力度的乐队全奏把沉思中的听众“唤醒”，有着愤争意味的叠出的破碎动机，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效果；打击乐的递增和与乐队的对置以及穿插在其间的急促的琵琶音调，营造出一种矛盾冲突的氛围；继而速度突然慢下来，琵琶开始了吟咏叙说……随着打击乐和吹管乐各声部的再次出现，又将平缓打破并进而形成对峙局面，形成乐曲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听众在这种大起大落的音乐律动中、在强大的心灵撞击中，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对历史的扣问和思考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正视。
第三乐章与前两个乐章不同，它整个显得开阔舒展、从容不迫。这是一个颂扬性的相对独立的乐章。乐曲从中庸的速度开始，以非常淡雅、平和的语气铺展开来，带着鲜明的声乐气质，抒发了人们对宁静生活的赞美，对和平岁月的热爱。为适应这一要求，曲调素材的选择已不再局限于“秦声”，而是在西北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北方乃至江南的某些音调因素，将之打碎揉皱提炼出颇为新颖的旋律；同时又巧妙地将第一乐章的主题片断融入其中，使该乐章成为全曲的概括总结。在这里，作品包含的所有独特而有效的技术手段——诸如织体的简繁交替、和声的浓淡对照、节拍的错落有致、节奏的张驰有度等等，都大大增强了作品本身的新鲜感和可听性……随着速度的加快和类似民间舞蹈节奏的出现，于乐队的全奏中推出琵琶的华彩乐段，构成全曲高潮到来之前的一个大的“呼吸”。最后，乐曲以磅礴的气势“引亢高歌”，间以琵琶主题诸因素的综合再现，于黄钟大吕、管弦齐鸣中结束全曲。
崔炳元是一位勤奋的作曲家，也是一位锐意创新不断进取而有所作为的青年人。《弦颂》的成功不仅是他热爱祖国、崇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忱体现，同时也是一部标志着他的民族管弦乐队作品走向成熟迈上新台阶的里程牌。